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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7日

内地大学改革的关键是要构建自己的运作系统 —— 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
马晖
「本文原载于6月17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香港报道香港科技大学的崛起,在亚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可称之为“奇迹”。

这所成立于1991年10月的大学,用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从偏居港岛一隅的地方大学,一跃而为世界知名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

日前,2011年度《QS亚洲大学排名》公布。在这项由权威的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编制的国际大学排名榜上,香港科技大学位列榜首。在这份榜单中,北大、清华分列第13位和第16位。

“对于办好一所大学而言,钱是必须的,但不是充分条件,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的定位。”在谈及香港科大过往的成功经验时,陈繁昌教授这样解读。

作为香港科大校长,在他看来,一所新兴的大学若想办得好并能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中能争得一席之地,必须要强调科研。而科大在建校之初便确立的科技与研究齐头并进的发展定位,正是科大这20年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成绩的根本所在。

陈繁昌,香港本地人,后负笈美国求学,分别就读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计算器科学。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自然科学学院院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助理署长。在学术领域,他是数学造影处理及计算器视像、大规模整合物理设计、运算大脑制图方向的知名学者,其被推荐的论文超过200份,是世界上最常被引述的数学家之一。

2009年9月,陈繁昌教授接受了香港科大校董会的邀请,成为该校建校历史上第三任校长,任期五年。在他任内,香港科大继续于科研领域发力以确保其领先优势,同时亦着力推进与内地间合作。

近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建校二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陈繁昌教授,采访涉及到现代大学定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学术与行政间关系等诸多话题。

在一个多小时的专访期间,陈繁昌展示出一位学者型校长的睿智与坦率。

当被问及对于内地高校改革有何建议时,他坦承自己对内地高校“并不非常了解”。不过,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觉得内地高校现在已拥有非常多资源,下一步应将重点转移至建立完善的大学运作系统上来。“尽管这一点要做到很难,不过可以先从几所高校开始试点”。

同时,作为校长,他的沟通能力与幽默感亦令人印象深刻。当采访结束时,他竟从西服口袋中掏出一部相机,笑着问记者,“是不是可以一起照张合影”。

“科大应该不是一所Multiersity”这个样子,大多是“综合型大学”,并不十分强调科研。可以说,是科大的出现,改变了香港高等教育的局面。

《21世纪》:去年我在采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时,他非常认同科大在建校之初就关注科研的举措,认为这是“国际型大学”必走之路。但另一方面,做科研需要庞大的资源投入,也面临一些不可知因素,比如你所投入的某个科研领域在未来能不能取得成功?在确定科研领域时,你有没有考虑过相应的风险?

陈繁昌:首先要强调一点,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领域都关注。以物理为例,科大不是在物理学的每一个分支上都做,我们也就关注其中的两三个领域。还有一些大的方向,比如说天体物理,因为在香港没有天文望远镜的设备,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入。我们也没有做高能物理,因为这个领域跟香港经济没有关联。在科大工学院中,很多是与IT有关系,我们最大的两个系是ECE(电子和计算器系)和CS(计算器系),因为在香港以及珠三角地区,相关行业发展比较多一点。

《21世纪》:过去20年间,在对于所介入科研领域的判断上,科大难道就有没失手的案例?

陈繁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重大的判断失误。不过,我们有时也会根据科技发展的潮流来做一些相应的改变。科大建校之初我们开了两个系,一个是生物系,一个是生物化学。近几十年,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变化非常快,为了应对这样的改变,我们最近把这两个系合并起来。所以,改变还是必要的,不可以永远都是建校之初的那些院系,要随着学科发展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

《21世纪》:现代大学的功能越来越多, 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Clark Kerr)将之称为“综集大学”(Multiersity),更强调其多种目的的多元性社会因素,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你是如何看待今日大学在急剧变动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陈繁昌:我来科大之前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克尔曾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他对现代大学理念的认知,不仅对加州大学,对整个美国高等教育而言都非常重要。他提出的Multiersity,我的理解是指现代大学所具有的多元功能,如教育、研究、服务社会等。此外,由于科大是一所科技大学,必然对企业界负有责任,要给企业雇主培训合适的员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所以,现代大学好像有多重的目标。

不过,来科大之后,我有了一个新的看法:科大应该不是一所Multiersity。我们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同一科大”,什么意思呢?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其使命就是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影响经济的发展。我们虽然设有五个学院,可是有同一个目的,就是科技。所以,科大的课程会给学生多一点机会,开设很多辅修课,让同学既学到科技的课程,也学到商业的课程。我们认为,很多企业不仅需要科技人才,还需要了解商业的科技人才。这样的理念,要求学校的规模不是太大,如果科大再开设很热门的医学院、法学院的话,前述目标实现起来就很困难。我们办学校,更喜欢专注一些。

如果追溯历史,你会发现科大建校之初,就确定了日后这条发展道路。二十年前,学校的创始者们就将这所新的学校定位于“研究型大学”,而那时香港的其他几所大学,完全不是现在办好一所大学,钱是必须的,但不是充分条件。

《21世纪》:有种声音认为,今日香港几所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办学经费的充裕。香港科大当年的崛起,也同能够支付得起全球最高水平的教授薪酬有着直接的关系。您如何看待这种看法?

陈繁昌:对于办好一所大学而言,钱是必须的,但不是充分条件,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的定位。科大建校之初是一所比较小的学校,创校校长和校董会注意到,当时香港的制造业很多都跑到内地去了,而香港的产业升级必须要靠科技,所以他们认为建立一所科技大学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如果一所新建的大学要想做得好,在国际上有地位,研究上一定要做得好。所以,科大在建校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于科技和研究型的大学。

定位确定之后,第二位重要的才是钱。科大是一所公立大学,我们主要的办学资金都来自特区政府的拨款,现在每年港府要给科大16亿-17亿左右的办学经费。我们还会从社会上募集一部分资金,大概3亿-4亿的样子。虽然政府给了我们这笔钱,但他们不会直接插手干预学校事务,除了要求我们本科招生招收本港学生的比例之外,没有其他的具体干预。

在大学与政府之间有一名为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机构,在钱的方面,我们要对它负责。学校每隔3年向UGC递交一份建议书,写明未来3年学校的发展战略,学校会做什么、怎么做、要花多少钱。UGC则根据这份建议书来决定科大未来每年可招多少名学生,然后建议政府按照这个学生数来给学校拨款。

《21世纪》:十六七亿的政府拨款,不是一个小数字,UGC是怎样考核学校对政府这笔拨款的使用情况的?

陈繁昌:UGC有专门的考核,一年半到两年左右会有一次。科大还有校董会,这个机构就是监督学校,看你学校做的怎样、这笔钱用的如何。校董会也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委任的,但与UGC不同,后者关注的事情比较大而宏观,校董会考虑的问题则更细致些。

校董会的职责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学校策略的制定。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科大新的五年计划,类似于你们内地政府所做的“十二五”规划。这个5年计划就必须要向校董会做汇报,他们关注学校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学校怎样推进国际化?“三改四”(注:香港高校近期推行的一项改革,由过去三年学制改为四年学制)后师资力量如何提升?科大的内地发展策略?不过我要强调一点的是,校董会不会干涉我们的具体事务,比如学校打算发展哪个学科,这一定是学校自己说了算的。第二,预算的审核。虽然学校的钱是从UGC拿的,但我们要向校董会说明这笔钱会花在哪个方面,花多少。第三,学校的发展计划。比如学生宿舍不够用了,我们可以投资盖宿舍,这就需要向校董会报告,他们通常也会说OK。校董会也不会具体告诉我们,你应该盖这个还是建那个,因为具体的管理职责不是他们的。第四,人力资源政策。这个范畴比较大,不单指聘请校长、院长以及教授,还包括教授的薪酬制度、退休制度等。比如,科大现在的退休制度是教授65岁荣退,但是学校里如果有一些教授需要破例的话,是需要向校董会报告的。

在科大,学术与行政分得很清楚《21世纪》:科大校董会的董事,一般由什么样的人来担任?

陈繁昌:我们校董会现在有二十多位成员,都是香港的知名人士,包括商界人士、政府公务员等。这些人大部分跟学校没什么关系,并不具备管理大学的经验。他们的责任也不是告诉学校的管理者该如何去办大学。校董会请我和我的同事来管理科大,是因为我们是大学里面的人,懂得如何去管理学校,这样就可以了。

《21世纪》:学校管理层与校董会之间,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权力界限?两者是否经常需要就某些问题进行沟通磨合?

陈繁昌:有一个书面的东西,但是在现实中还是存在不少的灰色地带,需要双方不断去沟通。

你要知道,其实学校和校董会之间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结构,双方要长时间的磨合。我如果有新的想法,就去跟校董会的会长沟通,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校长而言,沟通能力非常重要。

其实不仅仅是跟校董会,在香港当一个大学校长,你的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更多的角色是要面向社会做沟通。等会我接受完你采访之后,就要赶到一家基金会,去跟他们谈学校募款方面的事。

《21世纪》:另一个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而言很重要的问题,在科大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是如何协调的?

陈繁昌:我们这里分得很清楚的,我们有管理方面的职位,比如校长、副校长以及各个学院的院长,都是行政方面的职位。我们还有一个学术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叫做“教务委员会”,虽然我也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最终的决定权是由委员会做出的,不是我们学校管理方所能够决定的。当然,管理方也可以提出一些意见。在科大,学术与行政是分得非常开的,对于教授而言,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此外,对于这群出色的学者,我们管理层也不需要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大学最难做的,是建立一个系统”

《21世纪》: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并为此提供了大量的金钱以及其他资源。但熟悉中国高校的人士多表示,目前内地高校距离所谓的“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你跟内地大学有过接触,在你看来,内地的大学若想真正成为“世界一流”,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你有何建议?

陈繁昌: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内地大学的各种资源已经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太多了。内地的C9(注:C9是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简称,它们组成了中国内地大学最高级别的联盟,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大、浙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尤其是北大、清华,据我所知每年经费都很多,人才也很多,生源方面更是如此,这些都是内地大学好的方面。

不过,大学最难做的是建立一个系统,包括学校怎么定位、如何聘请教授、教授的晋升机制、怎样提升学校的科研能力、教育的理念等,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大学运作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最难学的,也是最难改变的。这里有文化的因素,你需要改变你的文化和传统,所以这个也是最困难的。大家都说美国大学办得好,其实它也搞了很久的,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我注意到内地大学已经做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从大的方向来看是对的,你们要有信心继续推进下去。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中国这么大,所有大学要一下子来改是不现实的,可能需要几个试点。深圳在做的南方科技大学,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试点吧。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的方法来办大学,试点做得好的话,内地其他高校都可以受益。

《21世纪》:你自己曾表示,过去20年香港科大的崛起是一个奇迹,而未来这样一个奇迹还要延续。你觉得奇迹延续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在你的问题清单上,排序靠前的挑战是什么?

陈繁昌:科大未来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香港。因为香港这样一个经济体,并不是以科技为本的,没有太多的科技型企业可以跟我们开展合作。不过,科大的毕业生可以跑到外边去找工作,机会会非常多的。这也是香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本身可能有很多限制,但不乏辐射能力,可以提供给你很多机会。科大现在有很多内地过来的学生,如果他们在这里念书念得好的话,可以去国际上的一些著名大学继续深造;如果内地有比较好的机会,他们也可以跑回去工作,因为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就业网络。所以,我常常说,学校要真正利用好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而不是被它给绑住。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科大跟内地开展合作,这对于科大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在南沙、深圳等地都有合作项目,不过因为科大是间比较小的学校,不可能在内地每个省都有合作项目。当然了,科大未来也必然面临着与内地高校之间的竞争,现在内地大学有钱了,四处招聘优秀的教授,也会来挖我们科大的教授。不过,现在大部分没有成功,只有一小部分教授会被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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