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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9日

香港工程师学会
《施政报告六项优势产业的发展潜力
探讨业界学界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与创新》研讨会
陈繁昌校长讲辞
 

各位工程界同业:

大家好!我今天很荣幸能够应香港工程师学会和科荟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切磋。

我从美国回到香港还不够五个月,对于香港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去年我成为科大校长后不久,就获邀请参加施政报告的咨询会。施政报告提及的六项优势产业,都与大学息息相关,令我感到特别鼓舞。

我本身念工程学,毕业后一直研究数学及工程学等范畴,曾经在耶鲁大学等学府教授计算器科学。以往计算器科学属于理学院的范畴,近年逐渐成为工程学院的一部分。我许多同学毕业之后都留在美国硅谷工作,为惠普、英特尔、谷歌等公司效力。因此我今天再一次回到工程师的团体之间,感觉特别亲切。

我曾经在美国工作三十多年。大家都知道,北美有很多华人在高科技企业工作,其中不少是香港人。虽然如此,香港本身、尤其在以前,并不重视发展高科技。我和同学们在美国毕业之后,本来都希望可以贡献香港社会,然而在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初,香港的科研工作机会实在少之又少。因此当香港科技大学在九十年代创立的时候,北美的华裔工程师都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香港之后,我留意到香港的科技部门在政府架构内处于较为不显眼的位置,属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一员。

与此同时,最近科技大学的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有限公司(Nano and Advanced Materials Institute Limited) 在科技园开设办事处及实验室,我因而再一次深入参观科学园及应用科技研究院 (ASTRI) 。我当时感受到,本港有关的科研基础建设已经渐见改善。事实上,科大有不少毕业生都在那里工作,而ASTRI的行政总裁张念坤博士亦是我的师兄。

随着全球更加重视高科技、及经历过金融危机,香港逐渐了解到反省金融主导的经济、及发展科研的重要性。去年的施政报告就特别提到,香港必须发展六项优势产业,即教育、医疗、检测与认证、环保、创新科技、以及文化和创意产业。作为科技大学的校长,我很高兴见到其中好几项,都与我们有关。尤其在创新科技方面,政府将拨出二亿元推出「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R & D Cash Rebate Scheme),企业如果参与「创新及科技基金」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或研究应用科技,可以得到相等于投资额10% 的现金回赠。

这些措施,是好的开始。但是,它们仍然不够。香港要成功转型,发展高科技及知识型经济,就要有更长远的策略、和结构性的改变。

我们要发展科技的思维、科研文化、与长远的策略。

第一, 我今天首先要讲的,是我们需要科研机构 (institutes)、业界 (industries)、及政府 (government) 更完善的配合:

  • 科研机构,包括大学在内,负责培养人才、传授知识、和发展科研;
  • 业界,负责将研究结果转化为应用的科技产品、开拓市场;
  • 政府的角色十分重要,它负责制订长远政策,领导科研机构和业界,将三方联系起来,适当分配资源,让三方互相配合和衔接,同时补充科研机构与业界无法担当的位置。

科研机构、业界及政府三方面需要有很好的衔接,譬如科研机构研究出成果之后,业界须要将之转化为商品、再投入生产。三方的角色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

先进国家都明白政府促进科研的重要性,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是独立的联邦机关,地位崇高,它的董事及董事局成员全部由美国总统委任,再经参议院通过。即使过去一年发生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仍然将基金的拨款增加五成,显示长远投资科研的决心。

在香港,我们有创新科技署 (ITC),有应用科技研究院 (ASTRI)、有大学、有创新及科技基金 (ITF)、及科技园(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等。

但是,香港更需要一个「科技局」。科技局在政府架构内应属于较高的层次,负责制订政策。这样,它才可以将业界与科研机构的意见,上达到政府的决策层。它又可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局直接沟通,作为等级相若的对口单位。政府一定要从这个高层次出发,才可以发展科研,扮演领导角色。

现今内地、珠三角甚至最接近香港的深圳市,都已经有非常蓬勃的科技产业,科技大学亦经常在学术机构的层面与内地科研机构联系。但若要发展长远的科研策略,则香港政府必须要有一个与内地政府科研机关相若的对口单位,方可事半功倍。

香港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人才,诺贝尔奖得主高锟教授,亦在香港接受教育。我们科技大学的工学院全球排名第26,而科大的纳米和其他研究更达到世界水平。科技大学的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课程全球称冠,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MBA) 亦晋身全球十大。可是科研与商业管理必须进一步配合,方可发挥最佳效用。

香港科技大学有不少科研、管理与业界成功合作的例子,我们第一位博士毕业生廖家俊博士,毕业后成立「幻音数码」( Perception Digital) 公司,成功开发「步行心跳耳机」等产品,获奖无数,最近更成功上市。这家公司在香港及深圳设有办公室,香港半数员工来自科大,大部分做研究。廖博士本人,亦成为十大杰出青年。我们希望见到更多成功的例子。

要让科研与商业管理充分配合,政府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商界重视短期利润,然而发展科研不能在短期内「赚快钱」,我们不能期望商界会自动自觉发展科研。推动科研的重任,落在政府的身上。政府要有长远政策、和投入资源。不干预政策、「小政府、大市场」的概念,在发展科研上是行不通的。

因此,许多政府都对科研全情投入。比如新加坡,在四年内投资超过85亿美元,发展17所世界级的科研机构,及高新科技。中国政府由90年代中期开始,十年内将投放的资源增加一倍。美国方面,即使过去一年有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仍然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拨款增加五成。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及《纽约时报》记者Thomas Friedman 最近在科大的讲座上指出,“If only we could be China for a day”;意思是连最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有时亦认为政府更积极主导地力推行政策,效果更佳,效率更高。这位撰写《The World is Flat》的作家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尽快促使美国发展ET,即环保技术 (Energy Technology) ,才不至于被中国领先。

环保事业由于不能实时产生利润,故此不能单靠市场与商业机构作为主导;发展科研亦一样,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及长期投入。

金融海啸之后,许多国家及地方的政府都更加重视创新科技,为发展科研带来了机遇。香港政府亦应趁机大力推动高科技发展,弥补商界主导经济的不足。

第二,除了科研机构、业界与政府的配合,我们还须要发展科研的垂直链 (vertical chain)。

垂直链是「一条龙」的配套,它包括:

  • 制造发展科研的生态环境 (habitat):即培养大学和业界的科研文化,培养本地人才、吸纳外地人才;
  • 确保发展的科技,能够配合的市场的需要;
  • 业界将应用产品推介给用家;
  • 将科技普及化,鼓励市民去拥抱高科技的生活,享受高科技带来的种种方便,及明白发展科研是高科技的生活背后的重要支柱。

这条垂直链内的各个组成部分,环环相扣,真是「一个都不能少」。如有遗漏,政府要实时补上。譬如有些项目潜质优厚、却不能「赚快钱」,政府就须要帮它一把;提供税务优惠,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第三项要说的,是香港与内地在发展科研与产业上,互惠互利的关系。

香港可否运用深圳香港两地的优势,吸引企业将科研资源投放到香港,在香港成立科研基地?香港政府可否加强与内地对口机关的联系,帮助香港的科研机构,利用香港的高科技人才,配合深圳蓬勃的高科技产业和基础建设,加强粤港合作?

大学与科研机构在推动创意产业上,扮演甚么角色?在发展医疗、与环保产业方面,又可以有甚么贡献?

比如说,香港科技大学的创业中心 (Entreprenership Center)就与深圳招商局联系,希望建立一个联合创业孵化中心 (incubator),利用深港双方政府的优惠创业政策及跨境合作的优势,帮助学生和校友在内地创业。科技大学在深圳亦设有深港产学研基地,作为一个高层次、综合性的机构,集合政府、产业、学术机构、科研机构、与资金等强大力量,发展科研与产业。

另一方面,我们有深圳MBA毕业生加入招商局属下创业投资基金 (venture capital) 的国内科技公司工作,成为公司的领导层。这些例子显示,科研机构、业界与政府三方的合作关系;这同时亦是粤港跨境合作、发挥两地优势的最佳例证。

正如前述,如果香港政府如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譬如在「科技局」的层次与内地机关对口沟通,或帮助香港的业界打破到内地经营产业的障碍,将能建立更完美的关系。

总括来说,我作为大学校长,当然希望能透过发展教育,帮助政府发展产业。

我与各位工程业的同业一样,希望各界可以思想一下。政府必须真心发展科研,全情投入,加深认识,详细规划;这样,香港才有机会掌握高科技,才能转型为知识型社会。

好了,讲了这么多,我期待继续听大家分享。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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